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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忠清是浙江省海宁职业高级中学的一名教师，教了10年的经编（针织中利用经纱纵行结圈连成织物的方法——记者注）专业，他的学生里不乏经编、针织大拿，不少还没毕业的学生就被当地企业看上，还有外地企业前来挖人，十分抢手。不过，自从当地一家老国营企业添置了十几台新的机器，这种买方市场的局面悄然改变了。

一来，不再有那么多的岗位，原本留给人的位置，如今，让机器给占了。徐忠清清楚楚地记得，几年前，这家老国营企业只有30多台机器，1个人看护1台机器，可以有30多个岗位。现在有了60多台机器，看似数量提高，但机器的能耐大了，反而不再需要那么多人的看护，三四台机器，仅需1人看护足矣，如此下来，别说增招新人，不裁人已是乐观的了。

二来，这家老国营企业，下血本买了几台价值400多万元的高档机器。这种可供生产新产品的机器，学生们压根儿没有见过，他们在学校学到的传统手艺，自然制服不了这些“高大上”的“家伙”，于是，也面临着“上不了岗”的尴尬局面。

曾经的就业大户，就这样无疾而终了？至今，徐忠清脑海里，还能回想起上世纪90年代“就业红火”的场面，那时，在这家国营企业里，几乎每一个车间，都能看到徐忠清的学生，如今，整个公司一年能接纳他三四个毕业生，已是不错的成绩了。

机器抢了劳动力的位置，早已不是新鲜话题，但对徐忠清来说，机器来袭的速度如此之快，对人才培养的冲击之大，却是始料未及的。对徐忠清所在的浙江海宁，经编是当地的一大特色产业，围绕这些产业而生的职业院校，为企业培养所需的技能人才，人才到了企业，助力企业发展，企业和学校之间这种订单式人才培养的合作，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良性循环。

如今，这种循环被打破。不止一家企业，重新算了账，用机器来换人，既提高效率，又节省成本，于是把曾经的潜在劳动力——学生丢在一旁。但此时，不少并未拥有企业那般敏锐嗅觉的学校，则还没回过味来，职业教育在生源危机之后，是否会再遭新的就业危机，乃至人才培养危机？

六成之多的企业减员10%

过去一段时间，浙江工业大学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刘晓就在关注这个现象。他所在的城市杭州，作为浙江省省会城市和经济发展桥头堡，在整个省内率先鼓励企业通过采用自动化、智能化的设备来代替繁重的手工操作。

不过，刘晓走访浙江省70余家企业和20余所职业院校后发现，机器换人，在给企业带来“效益”，带来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效应的同时，也给技术技能领域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新的挑战。而以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为主要培养目标的职业教育，在这一进程中该如何应对，已成为当下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

这种问题的严重性，首先还是来自“裁员”。根据刘晓团队的调研显示，在他们调查的70多家企业样本中，有61.5%的企业至少减少10%的一线员工，其中16.3%的企业减少30%以上一线员工。

取而代之的，是以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生产设备，与以往的设备相比，刘晓发现，高效、节能、省人工成为这次“机器换人”的最主要的成效：比如，浙江三花钱江汽车部件集团有限公司的汽车零部件装配生产线实行自动化改造后，产品自动组装、检测一站式完成，原来一组需要18名工人而现在只需配备4人。

在刘晓调查的企业样本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令他印象颇深的是，西子奥的斯采用了世界上最快速的电梯厅门自动生产线后，平均6.8秒做出一片电梯门， 1人能顶原来的6人用；临安宇中高虹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在引进10条贴片机、11条进口插件机等设备后，在保证企业随时拥有满员的高素质技术工人的同时，还节省了400余个普通劳动力，等等。

相应地，技术进步导致的劳动力总量的需求减少。

刘晓团队发现，在“机器换人”相对比较集中的纺织、服装、设备制造、电器设备与器材制造业领域，近5年来平均从业人员数量呈明显减少趋势。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机器换人”在为企业提供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无就业增长”问题。

89%的企业把“用工成本高”列为开展机器换人的首要原因

近年来，“招工难”“用工贵”问题一直是困扰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其背后凸显的是中国“人口红利”弱化的残酷现实，使机器换人成为越来越多企业转型升级的共识。这也是企业“机器换人”的主要动因。

刘晓发现，89%的企业把“用工成本高”列为开展“机器换人”的首要原因，其中超七成企业认为2014年的招聘难度比2013年大，近六成企业的招聘是针对人才流失进行补员。

此外，84%和67%的企业是为了提高生产的稳定度和精度，64%的企业认为当前职业学校培养的人才无法满足职业实际生产所需，38.1%的企业认为迫切需要进行机器换人。他认为，机器换人已经成为杭州市这些企业化解用工难题，增效减员有效的现实选择。

颇为有趣的是，机器换人，似乎只是换掉了“低水平”的劳动力，但对于学历层次相对较高、综合素质较高的劳动力依然是敞开大门。

刘晓说，“机器换人”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从事制造行业的劳动力人数将大幅减少，而剩余的劳动力则需要成为机器维护员、软件设计者，通过操纵智能软件管理机器人完成生产任务。形象地说，“要修船，不用你真正会去修船这项工艺，就是修船的职业资格证也不用再考，但要能够驾驭修船的机器，懂得修船的原理，要有学历、综合素质。”

调研发现，近5年来杭州市城镇（含私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员工招聘要求中，对初中及以下的低端学历员工需求数量呈明显减少趋势，比例从2010年的54%逐步减少到2014年的32%，高中/中职学历要求稳定在27%上下，高职高专学历要求从2010年的11%提升到2014年的23%，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要求从8%提升到17%，增幅明显。

刘晓说，随着“机器换人”为代表的产业转型升级进程中，代表性行业企业对劳动力的技术技能要求呈现了两头大中间小的趋势。即技能方面中等技能白领和蓝领岗位需求减少，高技能要求的技术岗位、管理岗位需求等增多。这意味着，机器换人的领域和对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需要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作为智力支撑。

别让职业教育发展扯了经济发展的后退

危机，既是危险，也是机遇。机器换人，换掉了一批人，但也需要另一批人，这就看职业教育能否跟上时代步伐，自我救赎，完成 “升级改造”。

正如刘晓所说的，随着产业的高端化，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将会增加知识型员工的需求，操作、调试、维护智能设备的技术性岗位将会相对增加。因此，职业教育应当培养大批与自动化、智能化设备匹配的高素质人才以适应新产业、新岗位的需求。

根据统计，2013年杭州市全市“规上工业”从业人员数120.05万人，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但刘晓调研发现，每一台工业机器人高效运转的背后，都离不开技术人员的中枢把控，而这与现实中杭州市的劳动者的文化水平、技术技能存在较大失衡。

这也是整个调研过程中，刘晓感受最深的——机器换人一方面是对低端劳动力需求的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是技术工人、专业技术人员等明显紧缺。

根据对杭州市部分企业用工情况调查，50.9%的被调查企业表示最缺的人员是普通技工，缺少高级技工和经营管理人员的分别占15.7%和13.9%。同时，一些规模以上企业加快了“机器换人”的步伐，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低技能工人的需求。

然而，从当下来看，职业教育尚未完全跟上形势。刘晓调研时发现，企业对“机器换人”可减少成本，提升生产效率都普遍认可，诸多企业也将“机器换人”列入企业发展计划中。以服装企业为例，在课题组对杭州市服装企业调查发现，82% 的服装企业有机器换人需求，44.1% 的企业将加强产品研发和创新。

然而，尽管多数企业已经把“机器换人”作为企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但实际过程中还存在现实困境制约。这其中除了资金困难等原因，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才短缺”——企业所需要的机器人技师乃至工程师角色与目前职业教育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供给的失衡，仍是制约企业实现“机器换人”进程的重要因素。

也因此，刘晓建议，作为产业经济发展源动力的职业教育，必须把握制造业升级对人才需求的脉搏，只有正确解决机器换人与人才结构升级的矛盾，才能在新的条件下获得大发展，为经济发展服务。(本报记者 邱晨辉 )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5年09月21日，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