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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教育对德国技术文化的影响——以工程师群体为例

王兆义

（浙江科技学院德语国家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

作为一种亚文化形态出现的技术文化，根植于德国工业和技术发展的深厚土壤。工程师群体是技术文化在德国最重要、最显著体现的文化群体。工程师群体及其组织的兴起和发展也映照出技术文化在德国从生产实际到现实生活的影响轨迹，这一轨迹的变化显示出技术文化在工业社会和现代文明中的重要地位，也为人们重新认知德国现代教育与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线索。本文试从历史的视角去考察德国工程技术教育对技术文化群体、特别是工程师群体的影响。

一、工程师作为一个技术文化群体

狭义上看，技术文化群体就是以技术文化为共同的价值纽带聚合在一起的、以工程师为主要职业特征的、具有共同社会心理特征的团体；广义上看，技术文化通过“工程师协会”、各类行会等社会组织以及学校教育等社会活动发生“凝聚现象”，进而形成系统化的价值取向和团体身份认同，进而会聚为更为广泛的社会共同认同。从工程师这一狭义职业称谓来看，在德国具备工程师（Ingenieur）称号且从事相关工程职业的人就有110多万。这一群体就是技术文化和工程师文化（Ingenieur-Kultur）最主要的代表，同时工程师群体还是技术教育和技术文化的纽带，他们是技术教育的“产品”，通过教育过程而传承技术文化，同时又通过他们的职业活动而体现技术文化。

二、技术教育在德国的起步与发展

德国技术教育的起步承袭了欧洲工程技术教育的思想理念和培养方式。随着当时社会的发展，工程技术不断积累，使得技术教育越来越呈现独有的特质：实用化和系统化——它的内容以解决工程中的实际问题为导向；它的形式不再是零散的、多解的经验知识，而往往以图纸和计算等形式系统、精确地呈现。18世纪，当时的萨克森公国效仿法国在炮兵部队中以单独授课的方式，分选、培养出一支工程师队伍，这支队伍不仅承担军事任务，也服务于一些民用建筑活动，而且被冠以一个统一的名称：“工程师官员”（Ingenieuroffiziere）。18世纪中期开始，一批旨在培养国家技术官员的专门学校在各地成立，课程涵盖数学、测量学、地理、建造学、力学、机械原理、采矿以及冶金等方面的知识，如在1743年成立的“德累斯顿工程师学院”（Ingenieurakademie zu Dresden），即是德国最早开展正规化工程技术教育的机构；再如在1765年成立的弗莱贝格矿业学院（Bergakademie Freiberg）以及在1799年成立的柏林建筑学院（K?nigliche Bauakademie zu Berlin）等。这些学校集中在较短的时间内在德国各地成立，标志着工程技术教育逐步由手工作坊走向学校，系统化的工程技术教育以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的方式顺利推行。这类学校成为后来人们熟知的工业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t）、应用科学大学（Fachhochschule）的前身机构，从根本上构建了现代德国工程人才培养的学科根脉和组织化体系。

三、技术教育发展对技术文化及其群体的影响

与技术教育大发展同步的是工程人才队伍群体的稳步壮大，在进入前述学校学习之前，他们大都来自中上层市民和企业主阶层；毕业以后，他们一部分成为具备工程技术背景的技术官僚，一部分成为技术专家，一部分则成了专门从事工程技术教育的教师和办学者。他们就像种子一样，既推动了技术革新和技术进步，又反哺工程技术教育的发展，使其以机构化的形式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在社会文化的更深层面产生深远影响。在德国工业化的进程初期，正是这些拥有“官方身份”技术学者和技术团体在政策制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吸收英国、法国等先进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对以往的工匠技术进行了重组，制订并较好地实施了国家层面“一揽子”近代化政策；同时，这些大量的技术管理人才对后来各类技术的升级、传播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后来的德国实现从追赶到领先开辟出一条“特殊路径”。

具体而言，德国工程技术教育对技术文化及其代表群体的发展产生了如下几点影响。

第一，工程教育对技术文化最直接的影响是为工程师群体奠定了深厚的知识基础，通过系统化的学习以及日趋完善的证书授予制度，大大增强了工程师群体的内在身份认同。从外部认同看，由国家举办、系统化、正规化的技术教育一开始就为工程技术人才赋予了“工程师”这一国家认可的正式职业身份。“工程师”这一职业的工作内容也与一般的技术工人严格区分，他们享有较高的收入，这一传统延续至今，据德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中心（Deutsches Zentrum für Hochschul—und Wissenschaftsforschung，DZHW）连续20多年来的跟踪调查，工程专业的毕业生的薪金、职业稳定度远远超过其他专业的毕业生。工程人才在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也为他们赢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社会上自然就很快形成了对从事工程技术事业人群的价值认同，“工程师”这一份体面的工作代表的是负责解决难题的专业精神和时代性特质，正如由著名工程师、作家赛德尔（H. Seidel）于1871年创作的短诗“工程师之歌”（Ingenieurlied）中所言：“对于工程师来说没有难事……工程师万岁！真正的时代精神在他们身上体现！他们的心献给了技术的进步，他们的力量和时光献给了和平！他们完成一项又一项的工作，他们的精神传到一处又一处，从大陆到海洋……”

第二，催生了以工程师协会为代表的技术文化团体的发展与壮大。1856年，在柏林工艺学院（Berliner Gewerbe-Institut，柏林工大的前身学校）中成立了德国工程师协会（Verein Deutscher Ingenieure，VDI），从一开始，这个专业协会就将技术教育视为其组成部分，这首先表明工程师作为一个群体的出现与技术教育学术化的进程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正是因为与教育之间的密切联系，德国工程师协会得以在更大范围、更短时间内传播、赓续其价值理念。它以“通过德国技术知识力量的密切合作，以相互促进和进一步培训，从而实现德国整个行业的利益”为宗旨，发展至今，已拥有超过140万名活跃会员，是欧洲最大的技术科学团体，在德国拥有45个分会和100多个分支机构，每年举办的各类活动超过5 000个。与另一重要的技术组织——企业行会一起，工程师协会成为学校教育与生产实际之间的良好纽带，将技术力量的功效在企业和行业发挥到最大化。以企业行会和工程师协会为代表的这两类重要组织将各个地方、各个行业的工程师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相同的教育背景和知识背景使得他们能够形成强大 的价值认同。在诸如“工程师文化”这一类的网站（www.Ingenieur-kultur.de）中，可以看到大量的社区话题和名言、视频和阅读书单，这些为工程师群体提供了自身独特的话语体系和旨趣表达。

第三，技术教育的学校化和学术化为德国技术文化的形成、传播和承继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也为技术文化特定群体的壮大开辟了社会化路径。出于学校教育的系统化，以工程师为代表的技术文化群体面临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也逐渐呈现出系统化和可转移化。技术文化也成为他们参与社会文化生活的精神内核，专业化、适用性以及标准化是其中最显著的特征，这就在社会政治和文化层面构绘了一部以技术治理（technokratisch）和技术文化为主导的社会蓝图。技术不仅仅是在生产实际中解决问题的工具，更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德国社会乃至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来，在社会治理诸领域如企业管理、公共治理以及政府活动的各项事务中，以技术本体为媒介，运用理性化、专业化、数字化、程序化以及智能化的技术原则和方法日益成为主流，技术治理已成为当代社会治理持续推进和加深的基本趋势。技术原则已逐渐从一种工作规划演变为一种社会共识，进而再成为一种具备广泛接受度的治理文化。技术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治理过程中的关键要素。在这个意义上，技术文化完成了从“工作世界”到“生活世界”、从技术生产到技术治理的过渡和跨越。

四、结论

工程技术教育是促进工程师作为一个文化群体形成的重要因素。在德国工业化时代初期，技术教育以最迅速、最高效的方式使技术得以普及，并始终关切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促进技术成果回归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而在工业化繁盛时期，德国技术教育也相应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形成了完整的技术教育理念，并将技术教育覆盖至基础教育（以劳动教育为代表）、中等教育（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代表）以及高等教育（以高等职业教育和应用型高等教育为代表）的教育全领域，在这种全体系的覆盖中逐步形成的技术文化理念充当了桥梁和黏合剂的作用，使得各阶段的技术教育能够有机地统一于一体，共同服务于为解决“生活世界”和“工作世界”中具体问题的人才培养目的。

技术教育与技术、工业发展的互动表明，技术教育同样为技术文化的生发提供了试验性质的空间场域以及社会化层面的组织机构。经过系统化的学校教育，工程师群体在企业行会和工程师协会等专业化组织中进一步深化了其身份认同及价值取向，也确定了技术文化的载体和组织形态。在工程师群体广泛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基础上，技术文化完成了从工作领域到治理领域再到全领域的跨越，得到了全社会的响应和接受。这一趋势又与技术显性影响社会发展的大背景相互契合，在技术—文化—社会—人的效应闭环及不断发生的共振中，技术文化发出了独具现代性意味的时代最强音。

工业技术文化视域中的德国劳动教育课程

任平 贺阳

劳动教育课程（Arbeitslehre）是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联邦德国的一门学校教学科目，旨在使学生了解各类劳动活动，养成劳动兴趣，形成积极的劳动观念，促进个体全面且和谐发展，最终帮助学生顺利进入职业领域。受德国联邦州教育自治的影响，各州劳动教育课程名称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如劳动—经济—技术、经济—劳动—技术、经济/职业—学业规划课程等。

关于劳动教育的研究，通常比较关注工业生产、技术进步的影响，忽视了工业和技术背后的文化生态，工业技术文化不仅影响工业生产，也会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和制度层面，并演化为社会的一种普遍性逻辑。基于此，本文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试图探讨德国工业技术文化发展对劳动教育课程之内在价值逻辑形塑和演化的影响，从而揭示工业文化与劳动教育课程的共生关系。

早在德国工业革命之前，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德国就出现了劳动教育的思想。巴泽多、萨尔茨曼和康帕等人就倡导培养学生的劳动和职业技能，要求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习木工、璇工、制图和农事，从而尽快成为有能力、有实践经验、勤劳并且开明的社会公民。19世纪30年代，德国进入工业革命时代。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劳动教育也更加受到重视。劳动和职业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技能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将学生从无时间观念、散漫、封闭的农村人变成服从大机器生产规律、有集体合作精神、强烈社会效能感的现代工人。在此背景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了劳动学校运动，运动的倡导者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劳动教育课程的探索，比如将劳作课程设为独立的学习单元，通过将工艺理论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式，帮助学生为职业生活做好准备。高迪希提出的“活动性教学方案”和凯兴斯泰纳倡导的“劳作学校”都具有标志性意义，“旨在培养一批既有文化，掌握职业劳动技能，又拥有强烈社会责任感、驯服听话的劳动者”。

在劳动学校运动的推动下，劳动教育课程被正式纳入各州各级各类中小学课程之中，课程目标、内容和方法都遵循工业技术文化的准则得到规范化，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细致、严谨、专注、耐心、敬业、诚信、务实、友善、合作、高效等劳动品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德在现代技术发展的背景下，继承了劳动教育的传统，对劳动教育课程进行了“系统化”改造。1964年5月由德国教育委员会颁布《关于在主体中学设置劳动课程的建议》，首次正式将技术、职业和经济作为课程内容引入普通学校之中，将劳动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器；1969年7月由德国文教部长联席会提出《关于将劳动教育推广至主体中学的建议》，这为各州主体中学进一步落实推广劳动教育铺平了道路；1976年，德国文教部长联席会颁布《主体学校劳动教育课程大纲》，正式将劳动教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纳入学校课程，其中经济领域的内容成为学习重点；1987年10月再一次发布了《关于初中劳动课程的说明》，并指出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德国中小学劳动教育也应进行“新的尝试”，技术、经济、家政、职业成为劳动教育的四大支柱内容，企业实习也被纳入8/9年级的必修内容之中。在第三次技术革命的背景下，新的劳动教育课程除了保持原有的技能训练和劳动态度培养之外，更增加了技术的社会责任、技术与环境的关系等技术伦理内容。这也是工业技术文化的新内涵在劳动教育方面的一种体现。

进入21世纪以后，工业生产和经济进入数字化时代，德国于2013年推出以数字化生产为主要特征、以“智能+网络化”为核心的“工业4.0”国家战略。传统的工业技术文化也具有了新的内涵，以数字技术为背景的创业、创意、动手、开源和分享因素进入了工业技术文化之中。这种新的工业技术文化也影响到了德国的劳动教育课程。在培养目标上，新的劳动教育课程强调培养具有数字化能力的、善于实践、创新、反思、合作与沟通的专业劳动者。并提出了由专业知识能力、方法论能力、沟通能力、判断与决策能力和行动能力构成的能力框架，旨在培养学生的数字创新能力，为学生进入数字化社会从事各种职业奠定了基础。

当前德国劳动教育课程以项目式课堂教学为主线，辅以校园公司和校外实习活动，旨在为学生提供多样的进行技术创新的机会；通过劳动实践帮助学生熟知在校内外使用数字技术进行创新创业活动时所需遵守的道德规范；进一步烘托了技术创新的文化氛围。具体而言，学生在项目式课堂教学中，历经设定计划（决策）、修改计划（修订）、材料准备（准备）以及项目实施（实施）四个阶段，可以循序渐进地提高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激发劳动兴趣，增强劳动韧性。此外，学校还将校外实习纳入必修课之中，要求学生根据自己兴趣，在学校—社会—家庭的协同互动机制帮助下，进入到心仪的社会机构、企业或工厂中进行实习，从而了解当前数字技术在生活与生产中的应用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设想。同时学校还为落实劳动教育创设了校园工厂，旨在为学生提供真实的数字生产环境，拉近理论知识与真实数字生产之间的距离，鼓励他们积极利用数字技术创新创业，以解决实际应用中出现的问题。学校将校园工厂的正常运营交于学生手中，由他们担任公司与车间的工作人员，独立、自主地对原有数字产品进行改良，或利用数字技术对已有产品进行完善，并将其投放至市场进行销售，接受用户的监督与检验。从这些改革的举措看，数字化时代的工业技术文化为劳动教育课程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新的劳动教育也有利于学生更好地了解和适应数字化的职业社会以及工业技术文化。

德国具有劳动教育的悠久传统，工业化发展不仅继承了技术这一传统，而且为劳动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还为劳动教育注入了工业文化的内容。德国作为工业大国，其工业技术文化内涵丰富，包括工匠文化、技术标准化文化、技术伦理文化、技术创新文化，等等。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无论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还是在20世纪下半叶以及21世纪以来，工业技术文化都对劳动教育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对于劳动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与此同时，劳动课程本身也成为德国工业技术文化的一种表现，也为德国工业技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年第36期

作者：陈洪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