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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关键，需要从教育生态、产业形态、建设类型，以及历史阶段深入思考。这是职业教育思想与理论建设的重要内涵与思路。文章论述与说明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并且从全球化的角度阐述了职业教育的地方性理论与现实意义。同时，从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思想理论建设与实践的关系，职业教育思想理论建设的可行性与操作性，以及挑战性等方面进一步说明了其重要性与价值。

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是中国社会和教育领域的一件大事，也是让人们很纠结的一件事。近年来，政府一直在努力发展和扩大职业教育的规模，强调职业教育的价值，鼓励职业教育院校的建设，可社会与老百姓以及年轻人好像对职业教育总是有点不太亲近的意思，甚至有一点点“冷落”的态度，以至于职业教育院校往往得不到一种公平的待遇，有些考生拿到了职业教育院校的录取通知书也不去报到……这其中当然有非常复杂的原因，涉及不同管理部门政策的合理性与协调性、文化传统的因素、职业教育本身的质量以及现行的教育与社会评价制度与人才观念的偏颇，等等。职业教育迫切需要深化改革，包括政策的供给、制度的完善、社会的支持、资源的筹措、师资队伍的建设，课程与教学内容的更新，等等。而努力把职业教育的那些事情想清楚，则不得不是一件当务之急的基础性工作。

把职业教育的事情想清楚，首先得想到“点子”上。尽管职业教育的相关因素与变量非常复杂，但其中具有高度关联性的具体因素，则是产教融合的问题。这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是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职业教育最根本的治理模式。尤其值得想清楚的是，产教融合作为一个国家职业教育中具有导向性的政策话语，所使用的词汇既不是简单的“联合”，也不是一般的“结合”，而是“融合”。这是有含义的。显然，决策者在选择与使用这个关键词时，必定是十分慎重的，甚至是反复琢磨与掂量的。对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而言，它力求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等等。这种“融合”涉及职业教育的举办体制、办学体制与治理体制的深化改革。首先，它指的是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一体化，强调的是职业教育的一种新生态。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当然涉及教育部门、经济部门与人力资源部门，等等。所谓职业教育的新生态就是要在这些“婆婆”或“条条块块”之间建立起利益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打破职业教育举办体制中各自为政、甚至相互抵触的不协调，以及各种矛盾与冲突的现象，建立起一种良好与和谐的“亲家”关系。由此，职业教育院校与相关行业企业之间才能够形成休戚与共、良性互动的融合。其次，这种“融合”意味着职业教育办学体制中人才模式的改革，特别是技能型人才培养链的改造与重构。它类似于所谓新型学徒制的模式，但却是它的“升级版”。这种新的培养链允许并且鼓励学生在成长与学习过程中，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与企业的实际状况，有秩序地转换角色，进而能够更好地将知识学习与实践感受融合起来；同时，它也支持职业教育院校的教师能够有序地在校园与企业中转换自身的身份，既能够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参与企业的生产实践，又能够在企业的市场竞争中敏锐地发现行业产业中新技术的发展趋势与市场需求的变化，真正成为“双师型”的教师。由此切实改变技能型人才培养中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现象，不断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水平与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并且在职业教育中真正落实与发挥劳动教育的功能。再次，这种“融合”体现了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改革走向。不待言，长期以来职业教育的治理体系是一种具有某种“政府/学校”之间相互作用的二元结构，改革的主要内容也就是在政府管理部门与学校间放权与自主权之间的磨合，以至于形成了某种彼此之间博弈的局面。而产教融合则突破了传统的二元结构，发展为“政府/学校/企业”之间的三元结构。职业教育的发展获得了更大的空间，有了更多合法的争取资源的途径。从高等教育的理论来看，这种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三元结构是合理的。无论是阿什比的“三足平衡模型”，以及伯顿·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模型”；还是英国学者威廉姆斯的所谓“三边模型”，或者亨利·埃茨科维茨（Henry Etzkowitz）与劳伊特·雷德斯多夫（Loet Leydesdorff）提出的“三重螺旋模型”，它们都强调了政府、市场与学术三者之间关系的交叉与协调。

把职业教育的事情想清楚，切实理解产教融合的阶段性，也必须想的“开”一些，即从不同区域行业产业的特点考虑不同类型的产教融合。显然，行业与产业发展的不同类型对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也有着不同的要求。例如，劳动密集型产业与企业、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与企业，外向型的行业与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与企业，等等，它们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都是非常不同的。由此职业教育院校的产教融合也应该具有不同的形态与着力点。这里，仅仅以信息化与数字化发展中的技术密集型行业与企业为例。这种高科技行业与企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已经形成了与以往非常不同的聘任标准。按照国际上某些研究的看法，这种“思维技能”包括创造性思考、决策性思考、解决问题的思考、想象力、学习能力以及逻辑能力，等等。因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生产活动中某些重复性、程序性的工作、技能与岗位很可能被机器人所替代；越来越多有条件的工作场景将为人工智能所覆盖，智能化逐渐延伸和扩展到越来越广泛的领域，数据也成为新的资源，甚至是资本的新形态。这种变化对职业教育院校的产教融合提供了新的空间，也需要发现与创新产教融合的新机制，也为职业教育院校的学科与专业建设，以及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的变革，提供了新的导向。

把职业教育的事情想清楚，实事求是地认识与分清产教融合的不同类型，还需要想的“细”一些，即从产教融合本身的程度安排职业教育的不同结构类型。从国际比较与职业教育的现实可以看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差异性，职业教育可以有三种业态：即短期培训、学历教育、职业取向的普通教育。所谓的短期培训，指的是针对某种特殊技能或目标所开展的专项职业教育。这种短期培训的范围非常广泛，它可以是职前培训，也可以是职后培训；培训对象可以是一般的技工，也可以是高层次的技术人才；可以是大学前的培训，也可以是大学后的培训，等等。职业教育中的短期培训常常以某种证书作为合格的证明，而且，它常常具有非常具体的任务指向。所谓的学历教育，指的是由专门性的职业教育的院校所提供的职业教育，它是一种非常系统化的职业教育业态。这种学历型的职业教育往往与某些行业的需求与特点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并且与这些行业形成非常紧密的产教融合的机制。同时，相关行业企业常常也是这种学历型职业教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与支撑。所谓具有职业取向的普通院校，指的是以应用性学科与专业为主的某些普通高等教育院校，特别是某些应用技术型的高等学校。这类高等院校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它们的地方性，其学科与专业结构层次与地方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发展具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为地方服务也常常是这类高等学校的主要定位与职责。当然，职业教育的这三种业态之间的关系与结构也是受不同地方的特点，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制约的。

把职业教育的事情想清楚，真正理解与落实产教融合的要求，就应该想的“远”一些，即从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及其变化，思考职业教育的阶段性，以及不同发展阶段产教融合的形态与特点。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根据产业的技术构成水平而言，产教融合的形态至少可以有三个阶段。在产业的技术构成与生产活动的科技含量比较低的时代或发展阶段，经济社会与企业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要求大多数是一种基础性或通用性的技能。在这个阶段，技能型人才的主要特征是具有比较基础性的知识与通用性的技术。而且，这个阶段的产业发展要求技能型人才具有更好的综合素质，包括基本的标准意识、纪律意识与合作意识，等等。在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往往成为初中教育的一部分。所以，这个阶段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往往具有很大的共通性，具有职业取向的普通教育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形态。由此也构成了这个阶段产教融合的主要特征以及职业教育的基本定位。随着科技发展与产业企业的技术构成越来越高，生产活动过程中的技术含量也越来越高，尤其是在市场、行业与产业不断分化的需求变化中，企业发展的针对性也越来越专门化，产业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的要求越来越有特殊性，技能型人才的主要特点则逐渐从基础性或综合性转变为高度的专业化。这种市场与行业的分化对职业教育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包括学校的学科与专业建设也出现了越来越细化与专门化的现象。在这个阶段，独立的学历型教育往往成为职业教育的主要形态，由此也构成了这个阶段产教融合的定位与主要形态。在信息化与智能化发展的现代社会与经济体系中，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带来了某种新的挑战与机遇，几乎所有的行业与产业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信息化或数字化的改造升级。企业的技术构成与生产活动的技术含量不仅发生了极大程度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它们正在进行着一种新的具有颠覆性的转型。产业的转型升级对技能型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水平越来越提高，所谓的“灯塔工厂”与“黑灯工厂”也使得企业出现了新的形态。而互联网或物联网的发展所建构的虚拟空间也使得产业的发展能够超越传统的物理空间，使得不在现场的因素具有了现实的意义。这种新的要求不仅仅是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且是“工作性质的改变”，是一种思维能力的提升，换言之，数字化时代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技能型人才所指向的“技能”，不仅仅是某种操作性的高技能，而且包含了思维的技能。这种新的要求使职业教育的建设、改革与发展获得了一种新的需求导向，也为职业院校提供了更大的成长空间与更加恢宏的前景。从某种意义上说，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具有了更大的交集，两者之间形成了新的更加广泛的共通性。由此，产教融合也具有了新的意义与内涵。

其实，把职业教育的事情“想清楚”，要义是强调职业教育的思想与理论建设，这是关系到它的学科水平与社会地位的大事情。坦率地说，社会上对职业教育的误解之一，则是片面地认为职业教育本身只是一种技能的训练，一种所谓的“高级蓝领”，包括对职业教育院校及其课程，职业教育的教师与学生，以及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等都存在误解。如果职业教育领域的自己人也这么想那就太糟糕了，其不啻是“自毁武功”。但应该承认，职业教育发展的短板之一，也是思想与理论建设跟不上实践的步伐，还达不到一种自觉的程度。殊不知，职业教育也是一门科学，不仅需要“动手”，而且需要“动脑筋”。职业教育的改革，不仅需要“换技能”，而且需要“换思想”。一个学科的学术与社会地位，都与这个学科的思想含量与理论成分有着非常明确的关系。20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的首任院长以赛亚·伯林爵士参加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著作《观念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as），他在其中非常睿智地说道，“我认为，一个学科的学术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含观念与事实的比例。较之‘比例’，‘相互作用’一词无疑更适于描述这种关系；‘比例’一词却更清楚地指出，人们可能忽视思维成分的重要作用，无论是直观思维、经验思维或逻辑思维（演绎、假说—演绎、归纳等思维方式）”；他认为，评价一个学科的学术价值、地位与水平的高低，关键是看这个学科中观念或思想的份额有多大，或者说，其中思想与事实之间的比例如何。如果在这个学科中，大多数是一些客观事实，而缺乏思想的成分，那么，这个学科的学术价值就不太高；反之，如果一个学科中包含了比较多的思想或观念的成分，它的学术价值就比较高。在伯林看来，逻辑或纯数学，就是没有什么事实因素，而主要是观念或思想因素的学科，而这些学科在科学体系中往往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个观点，以赛亚·伯林以19世纪人们研究某个十年中丹麦奶酪的出口量涨落变化为例子。他说道：这个研究“对经济史家很有帮助，他能据此在这个领域进行创造性贡献；另一方面，这些资料也可用来证明某种能预测经济变化的新方法。较之某种精心构思的拓扑想象，研究丹麦奶酪销售量的专家的工作也许更有社会意义”。他接着说，“尽管如此，我们对奶酪专家并不怀有崇高的敬意；我们尊重他的工作，却不尊重他。理由只有一个：这项劳神费力但难度不大的工作，缺乏思想含量——假说、推理能力、概括能力、对构成整体的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他还说，如果一个学者“能比较观念与事实在这些学科相互作用的不同方式，那一定会让人兴奋不已，受益良多。这样的学生不仅会觉得，而且必定是在他那个时代的知识界怡然自得”。尽管以赛亚·伯林为了强调思想的重要性而不无偏颇地将观念与事实对立起来，但重要的是，他以非常简单明了的方式告诉我们，一个学科的学术与社会地位的关键因素究竟是什么。而且，他的观点对职业教育的建设具有非常直接的意义与价值。

职业教育的进步与发展并不是简单的事实堆积或材料的增加，也不是单纯的添置各种设备与增加办学经费，等等，而是在设备、材料与资源的基础上，职业教育理论与思想的进步与提升。这是职业教育学科建设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尤其在全球化发展中，职业教育学科的理论性与思想性建设，比以往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它是消除社会对职业教育误解的机会，是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支点，还是加强与提升职业教育办学地位的重要抓手。这种思想性与理论性的建设，包括概念的澄清、范畴的界定、原理的确认，以及结构的优化，体系的完善，等等。其中，职业教育的“地方性”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

显然，“地方性”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产教融合的落脚点。与某些高大上的综合性大学比较，职业教育可能确实有点“土”，即它与地方或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或行业产业的关系更加密切，具有更强的地方性。这种所谓“土”的“地方性”，恰恰就是职业教育的优势。职业教育当然可以具有全球化的取向，也应该面向更加广阔与恢宏的世界，但毋庸置疑的是，职业教育的立足点必须是地方，必须具有一种本土化的定位。这种“地方性”是职业教育服务社会的基本面向，是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各种因素与变量高度相关的交集与载体，是职业教育深化改革与提升服务经济社会能力，以及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依托。地方性对职业教育的意义，包含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与阶段性对职业教育的基础性约束，地方产业结构与行业形态发展的特点对职业教育的专业性支持，以及不同地方的政治制度与历史传统对职业教育的文化性影响，等等。职业教育与地方或地方的这种直接相关性，构成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巨大的社会资源与客观基础，是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依托与重要动能。然而，坦率地说，这种“地方性”也给职业教育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因为，职业教育常常被人们轻视或低看一等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往往与它的“地方性”有关。在某些人的眼中，职业教育好像只是一种低级的、有限的、缺乏普遍性的知识活动，它更多的只是适应了某些具体地方的需要与特点，只是提供了某些具有明显地方性的日常知识与技能，仿佛是一种比较“土”的教育，而没有普通教育那种“高大上”或所谓“universal”（普遍性或通用性）的价值，因而它的学历证书，或者它的认可范围，含金量似乎都要小一点，以至于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与接受程度也就大打折扣，甚至毕业生的待遇也低人一等。这种看法是非常错误的，甚至是一种狭隘的偏见与落后的成见。诚然，与普通教育比较，职业教育的确与地方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具有更加密切和直接的联系。它的生源基础、学科建设、专业安排、课程体现与教学内容，以及评价标准与社会网络等等，都深深地打下了地方的各种烙印。它以服务地方的行业与产业需求，以及满足老百姓衣食住行方面的需求等为办学的宗旨与目标，与企业的发展以及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由此成为人民群众和企业家门口的学校与教育。职业教育的这种地方性并不影响它的社会地位与文化价值。实事求是地说，职业教育与企业和行业的正常运行，以及与老百姓日常生活之间的这种关联性，恰恰就是职业教育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在全球化发展的时代，这种“地方性”更是获得了许多新的内涵与意义。更有甚者，这种“地方性”还正在成为一种社会经济领域的时尚。记得是在21世纪初的某年，我因公务去欧洲某国出差。经过十几个小时跨时区的旅途，我睡眼惺忪、晕晕乎乎地走出了机舱。然而，机场廊桥中的一幅广告词却让我顿时走出了迷糊，即刻就兴奋了起来。“某某银行是一个全球性的地方银行”。我知道，这是一家非常大的全球性的金融机构，是世界500强的超大企业。可它为什么还要宣称自己是一家地方银行呢？难道这种说法仅仅是一个噱头，或者它是另有深意。我不由得驻足在这幅广告面前仔细端详了一番，试图通过感官上的刺激给我带来某种启示与灵感。这次偶然的视觉邂逅也让“地方性”一类的概念与话语成为我关注的一个学术与现实问题。从大量的文献与经验中可以看到，在全球化时代，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与物联网的建设，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扁平化的交往结构与越来越快捷的通讯方式，已经使得地方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与更大的内涵，并且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由此，“地方性”已经成为一个需要重新定义的概念。而且，这种“地方性”还在学术圈与社会上获得了一个非常时尚的名称“本土化”。如今，不仅这家全球性的金融机构在追求“地方性”或“本土化”，而且，许多综合性大学也都在赶时尚般地以这种“地方性”或“本土化”来定义自身的服务面向。殊不知，这种“地方性”才是职业教育最根本的“基因”。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必定能够凭籍这种新的“地方性”而获得更高的地位与拓展更丰富的内涵，我甚至认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它的地方性。而把职业教育的这种“地方性”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必须凭籍理论的建设与思想的解放。

其实，加强职业教育的思想理论建设，把职业教育的事情想清楚，与职业教育的具体实践是同样重要的，我甚至认为，在当前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中，思想与理论建设恐怕更重要。教育这件事是最怕稀里糊涂的，也是最不能想当然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科技革命对职业教育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机遇？它对职业教育形成了怎样的挑战？职业教育在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的过程中究竟应该做什么样的改革？在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与科技发展的基础上，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区别与重点究竟是什么？目前议论纷纷的高中阶段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比例的根据是什么？特别是在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督荼ū确煮，这个比例是不是也需要有新的规划？说了多少年的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立交桥”究竟应该如何搭建？……在时代变革与社会转型时期，在行业产业出现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唇齿相依的职业教育往往更需要思想与理论的引领，必须有更加清醒的头脑，进而能够在各种可能性中更加明睿地分析与判断自身的选择与走向。切不可懵懵懂懂、人云亦云，或者是骑驴找马、边走边看。必须对自身的优势、特点与短板有自知之明，必须对社会经济以及相关行业产业的发展有比较科学的预期，必须对产教融合的机制有合理地把握……总之，需要把职业教育的事情想清楚。

加强职业教育的思想理论建设，把职业教育的事情 “想清楚”，当然要尽可能清晰地梳理职业教育的思维逻辑、内外结构与合理性，说明它的价值与合理性，但它绝不是空想或高谈阔论，亦不是坐而论道或述而不作。它必须是“接地气”，具有可行性，是能够实践的，而且是有操作性以及创造性的。这也是职业教育思想理论的重要特点之一。例如，关于产教融合的思考就既要了解它的意义与重要性，还必须想清楚产教融合的实现方式与落地途径，这样才算是想“清楚”了。这里至少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职教院校职能部门的改革。长期以来，职教院校的职能部门一直是根据政府管理部门的系统设置的。政府主管部门有什么样的职能部门，职业教育的院校则按照对口的思路设置相应的部处和办公室等。这种现象反映了以往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模式对职教院校仍然有着很大，甚至是很顽强的影响。因此，职业教育院校职能部门的改革与系统优化则仍然是一件需要进一步想清楚的事情。例如，根据产教融合的导向，职业教育的职能部门改革必须考虑在适应政府管理体制与形态的同时，加强与增加对应相关产业行业或市场经济要求的职能部门或管理机构，进而能够体现职业院校的定位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次是职教院校师资队伍的建设思路要想清楚。近年来职教院校中“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实事求是地说，“双师型”教师队伍既是职业教育院校内部师资队伍的结构模式，是职业教育师资的职业素质，但它同时也必须是产教融合的一种体现，是选拔与聘任一批相关产业行业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充实职教院校的师资队伍。这也是产教融合在职业院校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的具体体现，是评价与衡量职业院校师资队伍建设水平与质量的重要指标。最后，也是非常根本性的，即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评价模式与方法。其实，真正想清楚后，产教融合的评价只要抓住了职业院校的办学资源或经费的构成就可以了。一所职业院校是不是真正实现了产教融合，或者说它的产教融合的程度与水平如何，办学经费的结构就是一个非常简单与直观的指标。显然，如果一所职业院校的办学经费中缺乏来自相关产业或合作机构的资源，这至少表明这所职教院校的产教融合是不够密切的；如果一所职业院校与相关产业或机构的合作中缺乏或者没有实质性的经费或资源，这种产教融合也往往是表面的，至少是浅层次或松散的。它至少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某所职业教育院校的学科与专业建设脱离了行业产业或市场的需求，得不到产业方面的认可；其二则是学校相关学科专业领导产教融合的意识淡薄，缺乏推动产教融合的有效措施。所以，职业教育院校办学经费的结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费的问题，其实质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具体体现，反映了职业教育院校的办学取向，是学校与产业企业合作成效的实质性指标之一，是企业参与办学的重要形式与途径之一。它反映了一所职业教育院校的学科与专业是否能够得到行业或企业的认可，是否真正具有现实的价值。

职业教育的思想与理论建设，把职业教育的事情想清楚，还真的是一件比较难的工作，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工作。它需要全面理解与领会国家的政策，掌握多学科的综合性知识，深入了解地方与行业产业的实际，市场的资源与社会的需求，以及职业教育的内在规律与特点，等等。它需要有实事求是的市场调查，需要有科学系统的理论视野，还需要有设身处地的感同身受，以及对职业教育的使命感与责任心。更重要的是，你必须愿意去想、努力去想、坚持去想，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地想，并且与大家一起想。千万不要以为，这种“想清楚”是理论工作者的事情，是单纯学术的事情。其实，它就是每一个职业教育工作者分内的职责。教育工作者都必须是一个思想者，职业教育同样如此。想不清楚的事情，是很难干成功的；对于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认识水平上不去，工作水平也很难上到什么层次。正所谓“学而不思则罔”。在中国职业教育深化改革与加快发展的今天，把职业教育的事情想清楚真的是非常重要。

作者：谢维和

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年第6期

引用本文请标注：谢维和.把职业教育的事想清楚——兼谈职业教育的地方性[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6）：5-10.